我问他在清华的学习生活，他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，说专业课挺难的，用英语授课，他完全听不懂。不过转刻他脸上又明朗起来——因为老师们对外国学生的要求并不高，“无论如何都可以毕业”。
2012年夏天，我在读研究生二年级，已经过了向父母张口讨要生活费的年纪，在北京的开销让我经常陷入焦虑，接了不少廉价的翻译兼职。为了千字90块钱的收入，我通宵达旦地翻译钻井和发电机的材料，熬夜大半年，我的眼睛被许多密密麻麻的血丝包裹着，感觉随时都会爆裂。室友劝我身体要紧，我捡着桌子上掉落的头发，心中郁闷，可不知除了翻译，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有一天，我在学校的水房偶然瞥见了热水器上的一张广告。字很少，只占据了A4纸上方很小的一片位置：“寻找可以教中文的老师，学生是韩国人，不会说中文。你不用懂韩语，但普通话要标准，有教学经验。待遇面谈。”A4纸下方是竖排的电话号码，用剪刀剪成了细长条，已经被撕去了几条。我暑假时曾辅导过一个小升初的男孩语数外课程，心想，教韩国学生学习中文，应该不会比这个难吧？于是我撕下了一条，回到宿舍便发了条信息过去，很快，发广告的宋先生就要我过去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从学校换乘了两次公交，提前来到一处高档小区门口——之所以感觉高大上，是因为小区门口的保安身穿着奇特的制服，肩上的勋章和头顶帽子上的缨柱，都让人想起民国电视剧里的高级将领。这装束，倒是和大门一侧的“XX公馆”几个字相得益彰，不过保安一开口，说的还是夹杂着河南方言的普通话。登记身份证时，他凑过来，看到我写了“101号”房，立即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是家里养大狗的那一家吧？”平时见到的北方住宅小区，都是非常粗暴实用，很少看到一两棵树，楼房比雨后的青草还要拥挤，而这个小区里除了成排的绿树，还有花坛和喷泉，像是公园。我按照保安的指引，走到一栋3层的小别墅前，一个穿着米色背心的男生正在门口立着等我，他问了一句：“您就是老师吧？”说着，突然低头对我行了个礼，让我有些措手不及。客厅里弥漫着化妆品的香味，那个男生用有些拗口的中文，让我坐在沙发上“等3分钟到5分钟”，就离开了。我没有坐，匆匆打量了下客厅里的摆设：花草在落地窗前生长得很好；沙发后面高高地堆了十来个箱子，上面的韩文我认不清，但从图案看，感觉应该是面膜；同样显眼还有一个长长的衣架，上面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运动裤和外套，大部分都是校园里流行的韩国棒球服。正在我凝神于窗外阳台上两条白色的大狗时，忽然听到楼梯那边有声响，下楼的是一个男生，看起来年龄和我差不多，长相很阳光，孔武有力，一见到我笑眯眯地把手伸过来。我也腼腆地走过去，暗自感叹韩国人太注重礼节了。坐下来聊了两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就是在电话里和我交流的宋先生。他的普通话不错，大概在中国生活过不少年。听我称赞他发音标准，他笑着说：“哪里哪里！”这几个字他讲得尤其地道，尾音都带着北京味儿。面试在这样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了半个小时。宋先生比我大4岁，当年从韩国申请到北京大学读本科，后来又念完硕士，在家人的资助下，他在北京租了这套别墅，每年从韩国带高中毕业生过来，在这里集中学习几个月的中文和数学，然后申请中国的名校留学。我忍不住问他：“是哪些名校呢？”“北大、清华和人大。”我之前从没留意过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读书的细节，听到这些金光闪闪的校名，我脑子里最先闪现的是老家县城昌盛路上的大字标语——我们县城有两所高中，每到暑假招生的阶段，两边的学校为了竞争生源，都会把毕业生录取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浙大的金榜发出来，因为加起来也没几个人，所以显得格外金贵。我又问了一句：“那这些学校好申请吗？”他没有正面回答我，朝我做了个鬼脸：“那就要马老师多费心了！”接下来，他又给我大致介绍了下授课的形式与内容：一对一授课，课程在学生自己的房间里进行，每节课50分钟，课时费75元。我在心里默算了下，一天8节课，那就是600元，对比起熬夜翻译，还是挺让人满意的。离开前，宋先生交给我两本《博雅汉语》（北大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），让我回去准备一下，并对我说，以后叫他“宋老师”就好，因为他也给学生上数学课。要下楼时，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阳台上和那两条毛色雪白的狗玩耍，忍不住往窗口走近了两步。但我没有跨过去，只是远远和他们打了个招呼：“这是什么品种的狗？”男生抬起头望着我，显然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，旁边的女孩慢慢摩挲狗脖子上的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老师，它是萨摩耶。”然后男生和我对望了一眼，我俩大概都因为自己的无知，一起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因为缺少给外国人上课的经验，宋老师让我先教一个刚来中国的“零起点”女生。上次那个“米色背心”男生帮我敲开了3楼一个房间的门，开门的是一个披散长发的女生，微胖，看到我，很不好意思地低头行礼说“老西（师）好”。当她抬起头时，我先注意到了她额头上星星点点的青春痘。随后，我跟着她一起进了房间，她慌乱地抓起桌子上的指甲油、唇膏之类的小东西，往一个小手提包里塞。这个叫李敏先的女孩16岁，在韩国的中学读完了高二，因为爸爸的朋友和宋老师认识，所以“关照”她来到了中国。她说，自己不太喜欢学习，最大的愿望，是成人之后可以开一家鞋店。“然后就可以每天穿新鞋子了吗？”我笑着朝自己身后的衣柜旁边示意了一下——那里有一个10层左右的鞋架，整整齐齐码了各种运动款的鞋子，基本都是白色，却款式各异，最下面角落里是两双颜色鲜艳的高跟鞋。她很开心地笑了：“老师，我家里有很多！我来中国，它们不能来……一起……”接着，她一只手托着腮，用不连贯的中文和英文，加上自己手势和纸笔，告诉我，她“妈妈的妹妹”是个“大大的shoes工厂”里的“Number One”，可以免费从那里拿shoes——说到这里，她捂住了嘴巴，以免笑声太大被隔壁听到。当然，这是在我们上课半个多月之后的情景。最开始授课的时候，课堂上只会学习书本上的知识，因为她的英语太差，宋老师也不允许我们经常使用英语。我觉察课堂气氛非常枯燥，便试图聊了两次题外话，看见她一脸的问号，只能作罢。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，李敏先发音不准，总是会闹情绪。她会抓起课本来遮住自己的脸，夸张地喊叫：“It’s terrible！”我偷偷笑着，知道她只是耍小孩子脾气，过不了多久，她就要爬起来，理一理因为油脂过多而显得凝重的长发，继续读——因为宋老师给学生们制定了严格的测验，每天晚饭前都要测试，不合格的学生要上交手机，晚上在房间里上自习。李敏先最喜欢的还是课间休息。下课前，宋老师不允许学生下楼，他们能去的地方很有限。2楼有个大教室，是每周两次学生们“开会”的地方，晚上也有人在那里上自习，平常一到课间，他们就聚集在那里打闹。我和另外两个教中文的女老师也会经常在那里碰面，她俩一个姓方，一个姓朱，也都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，不过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，比我更专业一些。短短的课间10分钟，大教室里就像人头攒动的庙会，学生们彻底放纵起来，你追我赶，边跑边使用韩语大吵大闹。我和两位女老师像看客一样地相视而笑，感觉又回到了高中时代。“看来，韩国电视剧里的那些美女帅哥都整过容。”有一次，活泼善谈的朱老师抱怨说，“我看除了宋老师帅气一点，其他的也都很挫嘛！”我和方老师笑着附和她。她们俩都对坐在前排一个乖乖学习的男生很感兴趣，因为他皮肤白皙，长了一双特别好看的眼睛。朱老师主动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，问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，男生有些害羞地站起来，问一句答一句，显得彬彬有礼。让我们惊讶的是，他的中文特别标准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之前在韩国已经读过一年汉语班，这次来北京，是直奔北大的。“你们在这里生活要交多少学费？”朱老师好奇地问他。在这之前，她曾对我和方老师说过，她搭眼一看就看得出，这些孩子应该都来自富贵人家，是家庭优渥的孩子，脸上都带着“贵族的光泽”。“17万。”男孩盯着朱老师的眼睛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一年交17万，吃饭和住宿都在里面。”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韩元，见他红着脸确证是人民币，都不禁有些惊诧——一年花费17万元，在这个封闭的小别墅里上课，对于我们是不敢想象的“奢华”。方老师小声地说：“咱们的课时费才多少钱？这个宋老师，真黑心。”李敏先学习中文的进度不算快，用了将近两个月，我们才把第一册书学完。上课时，我看到她总爱玩弄自己的笔头，听课心不在焉，忍不住想批评她几句。但有时候见她气恼地握着拳头捶自己的脑袋，我又很同情她。她经常抱怨自己作业好多，说教数学课的那个张老师还会给他们布置习题，希望我可以“可怜可怜她”。一次，她说自己的妹妹在参加韩国的一个选秀活动，她要通过手机关注比赛进展，为妹妹加油，我一时心软，就同意她这一天可以用手机。结果那节课上，她频频掏出手机来看，后来我被搞得烦躁起来，拍了拍桌子。她看到我表情严肃，赶紧识趣地把手机给了我，又像只小松鼠一样，对我作揖求饶：“老师饶命，老师是大好人！”我忍不住笑了，问她从哪里学到的这一套，她告诉我，香港的电影上就这么演的，又央求我推荐几首中文歌曲给她。我想了想，给写下了一首刘若英的《知道不知道》，那首歌词比较少，节奏也慢些。没想到，第二天我刚进李敏先的房间，她就兴奋地要唱歌给我听。我颇为惊讶地听她一字不差地把歌曲唱完，竖起拇指，夸她有语言天赋——只要不是正经学习书本知识，她立刻就变得冰雪聪明了。学完第一册课本，李敏先被分到了中级班，和三四个学生一起在会议室上课。宋老师夸奖我讲课有条理，善于引导“零起点”学生（我听不出这是客套还是真话，讲这些时，他的笑容闪烁着狡黠），又分给我两个新学生——已经25岁、刚结束服兵役的李正昱，和17岁的清瘦男孩郑博赫。相比于李敏先，我更喜欢给这两个男生上课。李正昱性格憨厚，又高又胖，脸上的络腮胡子总是刮不干净，留下一圈深色的暗影。他的家境大概是所有学生里最差的一个，父母都是公司普通职员，由于高中成绩不理想，他在韩国读了一所不入流的职业院校。后来听说外国留学生申请到中国的名校读书比较容易，他的父母便借了些钱送他过来“镀镀金”，回去找一个法律行业的工作。李正昱看似很努力，但对中文掌握的效果不算太好，记忆力尤其差，一篇只有五句话的课文也要背上一整天，听他磕磕巴巴地背课文真是一种折磨，他的急躁情绪上来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：“啊……西巴（韩语，脏话）！”大概因为比他还小1岁，我常常忘了我们的师生关系，和他熟悉后，也会笑着跟他一起骂脏话，于是他会发出憨厚的笑声，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，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可以介绍给他，说他想交朋友，顺便学习中文。郑博赫和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在课下开李正昱的玩笑，说他每天晚上都偷偷摸摸去厕所里，一待就是很长时间。每次“转述课文”，李正昱就会犯怵，而这恰恰是郑博赫最擅长的。这个皮肤白皙的瘦削男生让我想起一个叫李准基的韩国演员。他有一张瓜子脸，眼睛也是弯弯的，头发染成了金黄色，说起话来带着一点阴柔美。他的记忆力非常好，对学过的东西总是印象深刻，时不时冒出一句“老师，这里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内容很像……”一次我们讲中国饮食的文章，李正昱“爆料”说，郑博赫的爸爸是韩国一个知名快餐连锁店的“社长”，郑博赫显得很不好意思，笑着说了些其他话题，搪塞过去了。郑博赫属于目标明确的那一类学生，比李正昱自律得多，课间学生们都在玩耍打闹的时候，他都很少下楼，而是在一片铺了健身垫的空地上做卷腹。他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画过好几张男性上半身的素描，上面的每块肌肉看起来都有些夸张。他想在读大学之前练出六块腹肌，课间锻炼时，还热情地教我一些动作。我手按在垫子上做了几个“附身登山”的动作，便感觉喘得难受，就站在那里看他练。练完了之后，他会撩起上衣拍照片，旁若无人地自我欣赏。我每个周有3天都待在这栋别墅里，但课间时间毕竟短暂，3楼又没有我的学生，我便很少上去，休息时大部分时间是对着2楼外面的天台发呆。浑身洁白的萨摩耶也经常在那里活动，它警惕地望着我，似乎嗅出了我不是韩国人。有一次课间休息时，一个身材魁梧、憨态可掬的男人从3楼下来，看见我之后，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。聊了几句后我才明白，原来他就是李敏先最害怕的那个教数学的张老师。他只会说一句“你好”，其他都是讲英文。我在张老师的邀请下，去了他3楼的房间。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，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，咖啡色的桌子上还整齐地立着一排书，书脊上都是我看不懂的韩文。因为快要上课了，我只是站在门口和他简单聊了几句。张老师告诉我，他是宋老师的高中同学，以前在韩国开了一家小吃店，是宋老师邀请他来这里教数学的。他对中国的葬礼很感兴趣，问我中国人真的会在葬礼上“赶尸体”吗？我用一些泛泛的言辞回答了他，内心却暗想，他的课时费肯定不止75元。好像和张老师认识后就有了上3楼的理由，后来课间时，我也会跑到3楼来转转。其实真正吸引我的，是张老师卧室隔壁的一个房间，那里的门每天都敞开着，除了一些杂物，有两面墙还立着书架，上面摆满了各种外文书，除了韩文书之外，还有不少大部头的英文读物。书架里有一个格子没有放书，而是立了一张印着烫金大字的学位证书，上面写着，宋老师曾在北京大学学习金融专业，被授予硕士学位。学位证上的宋老师神采飞扬，特别帅气。经常和我一起回家的方老师悄悄告诉我，朱老师好像对宋老师有意思，整天在她面前犯花痴，说宋老师很优秀。“不过她喜欢宋老师究竟是因为他优秀，还是因为他是个有钱的韩国人呢？搞不懂耶。”我们排在一群人后头等公交车时，方老师的言辞间带着揶揄的口气。我渐渐融入了这个别墅，韩国人也一步步接纳了我。宋老师开始留我中午在别墅里吃饭，而不必去外面吃完饭再回来，朱老师和方老师说我“被招安了”，她俩没有这样的待遇。其实我很少见到宋老师，只有几次，见他拎着一串车钥匙在“噔噔噔”地爬楼梯，似乎很忙。听李正昱说，宋老师除了办理留学生业务，还在中韩商会做一些工作。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朝鲜族的中年阿姨，皮肤很白，穿着朴素，脑后梳了一个发髻，虽然同是中国人，但她从不和我交谈，即使碰到，也是低头装作没有看到我。午饭里必不可少的几样饭菜是辣白菜、海带汤和米饭。开饭时，所有人坐在长条饭桌的两侧，有些拥挤。如果午饭时有宋老师在，大家就很少大声聊天。听郑博赫说，宋老师在开会时特别严厉，他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以清华、北大和人大为目标，他们的升学率高，他就可以回韩国招收更多高中毕业生。有一天午饭时，气氛也是这样的沉闷，大家都只把目光落到自己面前的饭上。突然一个女孩子的笑声从外面飞进来，我们同时扭过头去看——是朱老师的一个学生，头上扎了无数的小辫子（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叫“脏辫”），进门后，还对着我们狂笑不止。听说她热衷于化妆和整容，五官都动过手术，中文却学得很烂。然而，这次她有资格“笑傲江湖”了——由于招生规模扩大，原本考人大都困难的她，这次却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。那天的午饭因为这个女生，多了很多节日的氛围。先是宋老师走过来，亲昵地拍了拍她肩膀，然后抚摸了她的头发，然后又有两个女孩从餐桌上站起来，开心地和她拥抱。她一脸的激动还没有褪去，嘴里不时发出尖叫，那种喜悦之情，和我学校里身边的中国同学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、最终修成正果时的幸福感似乎并无差别。这让我心头闪过一丝茫然，我仿佛第一次感觉到有些不公平：凭什么她阴差阳错就可以进入北大学习，我们就从来也不会有这样的“狗屎运”？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外国人，就应该享受这样的优待吗？这个女生创造的“神话”鼓舞了不少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这栋别墅里飘洒着一股欢快的空气，甚至李敏先在下课后遇到我，也信誓旦旦地对我说，她最近要好好学习，“争取上北大”。我笑笑，让她先少玩几次手机，她钻到旁边一个女孩子的胳膊弯里，哈哈大笑。李正昱也受到了“女神”的影响，不过，他对北大没有什么执念，倒是希望可以去读湖南的一所重点大学——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读书，说不仅不用交学费，学校还给外国留学生发补贴，混一个毕业证很容易。他和郑博赫在课堂上表现差别很大，所有的兴趣都在交女朋友上面。那时候刚开始流行一款陌生人交友软件，他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扑在手机上面。因为是韩国人，附近不少女孩子向他打招呼。方老师也给他上写作课，对他的评价就是“色迷迷的，心术不正”。郑博赫比他显得纯洁很多，但也没有脱去爱玩的习性。他和同乡金成在几次邀请我去KTV唱歌，说要去他们韩国人自己的俱乐部。我拗不过去，最终答应了。那天是周五，下午上完课，学生们就自由了。郑博赫说他要换个衣服，让我在1楼等一会儿。我下楼时路过开会的那个大教室，瞥见张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数学课，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张老师正在提示板上板书，大概是勾股定理一类的内容，下面坐着八九个学生，低头做着笔记。我在1楼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很久，才听见下楼的声音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男孩子梳洗打扮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。郑博赫和金成在一前一后走了下来，他们鲜艳的外套、高耸的发型和身上的香水味让我惊讶不已，我没料到韩国人这么注重在公众场合的形象。走在他们两个旁边，我感觉自己十分寒碜，平时穿惯的格子衬衫这会儿好像突然缩水了，皱巴巴地贴在身上。郑博赫说的那个“韩国人自己的俱乐部”位于五道口。我们下了公交车，已经有一个男生在等我们，穿着也同样华贵，还用发胶定型了夸张的“鸡冠头”。在车上时，郑博赫已经跟我介绍过，这个男生是他们的同乡，也是我们“培训中心”以前的学生，如今在清华大学读金融专业。见到我，他的同乡标准地鞠了一躬，然后便和金成在他们讲起了韩语。KTV位于某个高层建筑的地下1层，比我想象中要简陋许多。房间很小，有酸酸的霉味，长沙发还是旧式的皮沙发，墙上贴了些类似于90年代的发廊里的明星海报，看得出这家店已经在北京存在了不少年头。用来点歌的是一个30寸左右的显示屏，郑博赫将歌单摊在腿上，按照上面的代码，用遥控器输入了几个数字，屏幕上就出现了一首歌曲的MV，超大号且间隔很大的韩语字体让我有种穿越回过去的错觉。金成在立刻从桌上拿起话筒，大声唱了起来，郑博赫和他的那位同乡也都跟着轻声地哼着，声音越来越高。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像鬼哭狼嚎，完全没有悦耳的感受。我百无聊赖地听着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，有些后悔跟他们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年龄大一点的男生大概意识到我被冷落，开始和我聊天。我问了问他在清华的学习生活，他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，说，专业课挺难的，尤其是统计学那些课程，用英语授课，他完全听不懂。不过转刻他脸上又明朗起来——因为老师们对外国学生的要求并不高，“无论如何都可以毕业”。听他说了这句话，我内心里感到很不舒服。当年为了高考，我曾经熬过那么多夜晚，最后还是留在了省内读大学，直到考上研究生，才从河南来到北京——我们县城一年只有两三名学生可以上清华北大啊！而我身边的这些学生，最差的都可以读人大。我尽量显得波澜不惊，面带笑容地问他：“你们毕业回到韩国，应该找工作很轻松吧。”那个男生脸上露出笑容，说他可以去三星，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在那里拿到很不错的薪水。他还讲到，他姐姐以前学习成绩很好，当年从他们的家乡富川考到了首尔读书，最后因为没有通过律所的选拔考试，又回到了家乡。现在家里人都把进军首尔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。我没过多久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提前离开了。在吧台处，有几个年轻男女正在和老板用韩语聊天。看得出，这个地方是韩国人的一个聚集处，很受欢迎。我拨开水晶珠子串成的帘子，走了几层台阶来到了地面上，感觉总算从一个憋闷的空间里出来了。在公交车上，我又不由自主回忆起那个男生和我聊天的话。举家数代人“圆梦首都”的故事固然励志，但反复缠绕我的却是别的内容。我甚至有点觉得，自己做这个老师，也有点“助纣为虐”的意味，是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抢占自己人的优质教育资源。不过，挣钱的愿望最终压倒了这些想法，无论如何，我也不想回到通宵做翻译的生活状态里去了。我又在那个别墅里工作了3个多月，接手了几个“零起点”的学生，直到因为要出国交换，才向宋老师提出了离开。在别墅里教课的后几个月风平浪静，唯一的一点小漩涡，就是朱老师向宋老师表达好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后来她开始与憨厚腼腆的张老师走得近了。每次放学，她都要在别墅里逗留一会儿，有时候方老师落单了，就会等我一下，跟我一起坐公交车。在车上聊起朱老师，方老师通常会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和她说好了，以后她寄面膜和玻尿酸给我，我在国内帮她卖。不要赚太多哦！”临走之前，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，满怀深情地表达了遗憾。他又和我握了握手，告诉我，他们会好好感谢我的付出。我没有太明白他说的具体指的是什么，直到那个月底，在自助取款机提款时，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卡上多了5000元钱。不久后我去了国外交换，和我同班的都是欧美国家的学生，他们对于亚洲面孔常常表现出脸盲症来，有时会有人问我：“你是韩国人吗？”我摇头否认时，也会突然想起曾经教过的那些韩国学生们。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，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联了，只有李正昱此前加了我的微信，偶尔还会问候一下。在与他的聊天中，我得知郑博赫考到了清华大学，金成在去了人大，李敏先也去了人大，我后来教的学生，也都去了北大和人大，只有李正昱自己因为没有通过汉语等级考试，去了湖南的那所211院校。这些消息让我有些错愕，实话说，我从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院校的毕业生，能够教出这么“优异”的学生。再次回想起这段任职经历，是在2019年的夏天。山东一所高校由于为留学生寻找女生“共读”，陷入了舆论的漩涡。网上的讨伐不绝于耳，留学生在中国享受的优待也一步步被揭露出来。我在自己的微信里搜索了半天，终于凭借记忆，找到了宋老师的微信号——他的朋友圈停在了2014年，内容比较固定，都是些晒肌肉或者晒猫咪的图片。我继续往前翻了下，看到2012年10月份，宋老师发了一条九宫格的动态，晒出了国庆63周年的晚宴邀请函，配文洋溢着热情：“今天来参加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宴会！见到各位领导了！有XXX，XXX……”图片中间有一张是他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，他西装革履笔直地站在镜头前，神采飞扬，身后的天安门城楼略微小一点，在远处闪着橘黄色的光。（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）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，并享有独家版权。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【转载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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